写在前面的话并不遥远的汉代人
这一册的故事，主要根据《史记》“列传”的第三十九篇到第七十篇加以编写，介绍了叔孙通、张释之、刘濞、晁错、袁盎、窦婴、田蚡、灌夫、李广、卫青、霍去病、司马相如、汲黯、张骞、郭解、东方朔等人的事迹。他们都是西汉时期（高祖到武帝）的人物，距今已有两千多年，但对我们来说，他们并不陌生。
在我们现在的文化里，经常“遇得到”这些汉代人。
讨论司法的公正性，我们会举张释之执法的例子；描述一个人的勇猛，我们说他如“李广射虎”；形容一个人时运不济，会说他“李广难封”；见到一对恩爱的夫妻，则会将他们比喻为“文君司马”。至于张骞通西域的壮举，如今已是学生们课堂上绕不开的历史。
这些遥远的汉代人，他们的事迹没有随着两千多年的时间流转而消逝；相反，透过史传的记载和民间的言说，他们都一如当年那般活着，甚至活出各类“生命的典型”。
司马迁写《史记》，采用“纪传体”，以生动的叙事呈现了历史人物在每个时代的事迹。这是一种形塑，目的在于借由形象的塑造，挖掘历史人物的内在精神，对他们的行为赋予意义和价值，从而给后人以借鉴。
汉高祖刘邦初定天下，新建王朝的秩序还没上轨道，是叔孙通带领一批儒生制定了新朝仪，让君臣之间有了礼法的规范。
叔孙通服侍过很多主子，很懂得随机应变、见风转舵，在当时就有人批评他是“墙头草”。太史公却因叔孙通所制定的朝仪，对汉初政权的稳定具有相当大的贡献，而给予他某种程度的褒奖。
张释之执法刚正不阿，自我期许为天下的一把尺。文帝认为该判重罪的，他依法只判罚金；文帝认为该诛三族的，他依法只判***。
景帝还是太子的时候，与梁王经过皇宫外门而不下车，张释之依法弹劾，因此与权贵结怨。景帝继位后，张释之终究因当年得罪景帝而被降调。
太史公对景帝的一些作为有些微词，这不仅见于张释之被降调的事，也见于晁错被杀的事。
汉初大封同姓为王，致使藩国坐大。到了景帝时，为了巩固皇权而削藩，引起了吴、楚等七国的反叛。
景帝采用袁盎的建议，杀了努力推行削藩政策的大臣晁错，作为平息战争的手段。当天，晁错穿着朝服被骗去东市，接着掉了脑袋。不料晁错死后，吴、楚等七国并不买账，照样起兵。
太史公评论此事，说：“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他不只感叹晁错的冤死，也为景帝考虑不周且不光明的“拐杀”记上了一笔。
武帝即位时年纪尚小，大权先后掌握在窦太皇太后和王太后的手中。在这场争权夺利的宫廷战争中，出场的是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而引爆他们这些外戚权力冲突的，是一个名叫灌夫的莽撞将军。
灌夫借酒使气，想在得势的田蚡面前替失势的窦婴出气，却因此葬送了窦婴和自己的性命。
太史公对这场权力斗争有非常深刻的人性刻画。正由于太史公对窦婴、田蚡和灌夫“三人打成一片，水***融，绝无痕迹”（清人吴见思语）的精彩书写，使得《魏其武安侯列传》成了千古不朽的名篇。
卫青和霍去病也是外戚，都靠卫子夫得宠而受武帝重用。这两人征伐匈奴，居功厥伟，但在司马迁笔下不见大书特书。这是因为司马迁自始至终不认同武帝为讨伐匈奴而劳民伤财，自然也不会特意表彰卫、霍两人出征的战果。
基于相似的理由，司马迁也没在张骞通西域这件事情上大做文章。然而张骞通西域却是划时代的创举，对后世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
相反的，司马迁对名将李广的描述不遗余力，多有溢美之词；但严格说来，李广是否真像司马迁所说的那么好，值得进一步探讨。
李广的亲孙子就是李陵。后人研究《史记》，多认为司马迁之所以推崇李广，应该是受到自身遭遇李陵之祸的影响。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一点：要求史家全然客观地记载史实，是不可能的；史家在塑造历史人物时，多少会受到自身固有理念和经验等因素的影响。
司马迁同情际遇不佳的正直刚烈之士，他对汲黯的描写饱含怜惜之情就是他自己因直谏而惹祸上身的悲痛的映射。
汲黯不畏权贵，敢在朝中直接指出武帝和群臣的错误，由于耿介刚直而未受到重用，屡次被外放去当太守，终于老死他乡。至于公孙弘和张汤这帮儒生和酷吏，却因懂得看皇上的脸色办事而身居高位。在《史记》的字里行间，我们每每可以感受得到太史公的愤慨；然而正是这种义愤填膺，激发了读者因读史而兴起的正义感。
读者因读史而受惠，从中学到判断是非的准则，小则“独善其身”，大则“兼善天下”。
太史公用毕生的经历撰写《史记》，通过他的书写，那些汉代人的事迹提供了一连串的“生命典型”，他们的精神至今还活在我们的文化里。
那些汉代人真的离我们不远！
张嘉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