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刘蓉

去岁辱惠书，所以讲明学术者，甚正且详，而于仆多宽假之词[1]，意欲诱而进之，且使具述为学大指，良厚良厚。盖仆早不自立，自庚子以来[2]，稍事学问，涉猎于前明、本朝诸大儒之书，而不克辨其得失。闻此间有工为古文辞者，就而审之，乃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3]，其言诚有可取。于是取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王安石及方苞之作[4]，悉心而读之，其他六代之能诗者，及李白、苏轼、黄庭坚之徒[5]，亦皆泛其流而究其归，然后知古之知道者，未有不明于文字者也。能文而不能知道者，或有矣，乌有知道而不明文字者乎？古圣观天地之文、兽迮鸟迹而作书契[6]，于是乎有文。文与文相生而为字，字与字相续而成句，句与句相续而成篇。口所不能达者，文字能曲传之。故文字者，所以代口而传之千百世者也。伏羲既深知经纬三才之道而画卦以著之[7]，文王、周公恐人之不能明也[8]，于是立文字以彰之。孔子又作《十翼》[9]，定诸经以阐显之。而道之散列于万事万物者，亦略尽于文字中矣。所贵乎圣人者，谓其立行与万事万物相交错而曲当乎道，其文字可以教后世也。吾儒所赖以学圣贤者，亦藉此文字以考古圣之行，以究其用心之所在。然则此句与句续、字与字续者，古圣之精神语笑胥寓于此。差若毫厘，谬以千里。词气之缓急、韵味之厚薄，属文者一不慎，则规模立变；读书者一不慎，则卤莽无知。故国藩窃谓今日欲明先王之道，不得不以精研文字为要务。

三古盛时，圣君贤相承继熙洽，道德之精沦于骨髓，而学问之意达于闾巷。是以其时虽罝兔之野人、汉阳之游女，皆含性贞娴吟咏，若伊、周、召、莱、凡伯、仲山甫之伦[10]，其道足文工，又不待言。降及春秋，王泽衰竭，道固将废，文亦殆殊已。故孔子睹获麟，曰：“吾道穷矣！”畏匡曰：“斯文将丧！”于是慨然发愤，修订六籍，昭百王之法戒，垂千世而不刊，心至苦，事至盛也。仲尼既没，徒人分布，转相流衍。厥后聪明魁桀之士，或有识解撰著，大抵孔氏之苗裔，其文之醇驳，一视乎见道之多寡以为差。见道尤多者，文尤醇焉，孟轲是也；次多者，醇次焉；见少者，文驳焉；尤少者，尤驳焉。自荀、扬、庄、列、屈、贾而下[11]，次第等差，略可指数。

夫所谓见道多寡之分数何也？曰深也，博也。昔者，孔子赞《易》以明天道，作《春秋》以衷人事之至当，可谓深矣。孔子之门有四科，子路知兵，冉求富国[12]，问礼于柱史[13]，论乐于鲁伶，九流之说，皆悉其原，可谓博矣。深则能研万事微芒之几，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后之见道不及孔氏者，其深有差焉，其博有差焉。能深且博，而属文复不失古圣之谊者，孟氏而下，惟周子之《通书》[14]、张子之《正蒙》[15]，醇厚正大，邈焉寡俦。许、郑亦能深博，而训诂之文或失则碎；程、朱亦且深博，而指示之语或失则隘。其他若杜佑、郑樵、马贵与、王应麟之徒[16]，能博而不能深，则文流于蔓矣；游、杨、金、许、薛、胡之俦，能深而不能博，则文伤于易矣。由是有汉学、宋学之分，龂龂相角[17]，非一朝矣。仆窃不自揆，谬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而为文复臻于无累。区区之心，不胜奢愿，譬若以蚊而负山，盲人而行万里也，亦可哂已。盖上者仰企于《通书》《正蒙》，其次则笃嗜司马迁、韩愈之书，谓二子诚亦深博，而颇窥古人属文之法。今论者不究二子之识解，辄谓迁之书愤懑不平，愈之书傲兀自喜。而足下或不深察，亦偶同于世人之说，是犹睹《盘》《诰》之聱牙，而谓《尚书》不可读；观郑、卫之***，而谓全《诗》可删，其毋乃漫于一概而未之细推也乎？

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仆则谓君子所性，虽破万卷不加焉，虽一字不识无损焉。离书籍而言道，则仁义忠信反躬皆备，尧、舜、孔孟非有馀，愚夫愚妇非不足，初不关乎文字也。即书籍而言道，则道犹人心所载之理也，文字犹人身之血气也，血气诚不可以名理矣，然舍血气，则性理亦胡以附丽乎？今世雕虫小夫，既溺于声律绘藻之末，而稍知道者，又谓读圣贤书，当明其道，不当究其文字，是犹论观人者当观其心所载之理，不当观其耳目言动血气之末也，不亦诬乎？知舍血气无以见心理，则知舍文字无以窥圣人之道矣。

周濂溪氏称文以载道，而以“虚车”讥俗儒。夫“虚车”诚不可，无车又可以行远乎？孔、孟没而道至今存者，赖有此行远之车也。吾辈今日苟有所见，而欲为行远之计，又可不早具坚车乎哉？故凡仆之鄙愿，苟于道有所见，不特见之，必实体行之；不特身行之，必求以文字传之后世。虽曰不逮，志则如斯。其于百家之著述，皆就其文字以校其见道之多寡，剖其铢两而殿最焉[18]。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极知狂谬，为有道君子所深屏；然默而不宣，其文过弥甚。聊因足下之引诱而一陈涯略，伏惟悯其愚而绳其愆，幸甚幸甚！

【题解】

此信写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是曾国藩与好友刘蓉讨论学术问题的通信。曾国藩在信中提出破除门户之见、兼取各家之长的主张。

刘蓉字孟容，号霞仙，湖南湘乡人。曾任陕西巡抚等职。作品有《养晦堂文集》《养晦堂诗集》。

【注释】

[1]宽假：宽容，宽贷。

[2]庚子：指道光二十年（1840）。

[3]姚郎中鼐：即著名的桐城文派主要代表作家姚鼐，官至刑部郎中。详见本书《圣哲画像记》一文注[43]。《绪论》：查姚鼐《古文辞类纂》《惜抱轩全集》并无“绪论”一文，从前后行文看，可能是指姚鼐所作《古文辞类纂·序目》。内称“夫文，无所谓古今也，惟其当而已”，并举六经的例子加以论证，由此引起曾国藩对古文的兴趣。

[4]司马迁、班固、杜甫、韩愈、欧阳修、曾巩：均见本书《圣哲画像记》一文注释。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北宋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著名政治家、文学家。曾任中书门下平章事，行相权，推行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作品有《临川集》《临川集拾遗》《三经新义》等。方苞：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著名散文家，桐城文派的创始人。康熙年间进士，曾任礼部侍郎。作品有《方望溪先生全集》。

[5]李白、苏轼、黄庭坚：均见本书《圣哲画像记》一文有关注释。

[6]兽迮（zé）鸟迹：当指鸟兽的足迹。

[7]经纬三才之道：大意为掌管和治理天下的方法。经纬，规划治理。三才，指天、地、人。《易·说卦》：“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

[8]文王、周公：均见本书《圣哲画像记》一文有关注释。

[9]《十翼》：《易经》中的十篇，即《上彖》《下彖》《上象》《下象》《上系》《下系》《文言》《说卦》《序卦》《杂卦》，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占筮用《周易》所作的各种解释。传为孔子所作。此说不足为信。

[10]伊、莱：即伊尹、莱朱。伊尹一名挚，莱朱又名仲虺（huǐ），是商汤的相，曾长期辅佐商汤。商汤死后，伊尹又辅佐其孙太甲，继续执掌朝政。周、召（hào）：周公与召公。召公姓姬名奭（hì），一说为周文王之子、周武王之弟（班固《白虎通义》），封地在召，故称召公、召伯。武王灭纣后封于北燕。成王时，与周公姬旦共同辅政，分陕而治，“自陕而西，召公主之；自陕而东，周公主之”。仲山甫：亦作仲山父、中山父，春秋时鲁献公之次子，周宣王时为卿士，参与辅政。《诗经·大雅·民》：“保兹天子，生仲山甫。”颂扬仲山甫的功德。

[11]荀：荀子，名况，又称荀卿、孙卿，战国时赵国人。五十岁时始游学于齐国，后因遭谗离开齐国前往楚国，春申君任其为兰陵令。其学说主张人性皆恶，须以礼义来矫正。与孟子的性善说相对立。著有《荀子》一文。韩非和李斯均为其门人。扬、庄：扬雄、庄子。见本书《圣哲画像记》一文有关注释。列：列御寇，战国时郑人，宗黄老之学。死后其弟子辑其言论成《列子》一书，早已佚失，今本《列子》系魏晋时人托名伪作。该书多取先秦诸子及汉代人的言论，间杂有两晋时的佛教思想和神话，但又被后世视为道教经典之一。屈、贾：屈原、贾谊。贾谊，西汉洛阳人，著名政论家、文学家。文帝时为博士，于历法、服饰、制度、礼乐多有改创。因上疏陈政事、言时弊，为朝臣所嫉，出为长沙王太傅，卒于梁怀王太傅任上，年仅三十三岁。著有《陈政事疏》《过秦论》等。后人辑为《贾谊集》。

[12]子路、冉求：均为孔子弟子。子路姓仲名由字季路，鲁国人。冉求字子有，又称冉有。

[13]柱史：即柱下史，周、秦时官职名，实为御史。因其所掌及侍立总在殿柱之下，故有是称。此处指老子，曾任周柱下史。孔子曾问礼于老子。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又称老聃（dān），春秋时楚国人，著名哲学家、思想家，道家学说的创始人。著有《老子》一书。

[14]周子：即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北宋道州（今湖南省道县）人。著名理学家。其学说采用道家思想，以太极为理，阴阳五行为气，对其后的宋明理学影响极大。程颢、程颐均为其弟子。居于庐山，筑濂溪书堂（濂溪系其出生地），故世称濂溪先生。著有《太极图说》《通书》等，后人编为《周子全书》。

[15]张子：即张载。详见本书《圣哲画像记》一文注[23]。

[16]杜佑、马贵与：详见本书《圣哲画像记》一文注[34][35]。郑樵（1104—1160）：字渔仲，南宋莆田人，历史学家。著有《通志》、《氏族志》、《动植志》等。王应麟（1223—1296）：字伯厚，号深宁居士，南宋庆元（今浙江省龙泉市）人。理宗淳祐元年进士，官至礼部尚书。著有《困学纪闻》《玉海》《通鉴地理通释》《汉艺文志考证》《深宁集》等。

[17]龂（yín）龂相角：相互攻击，争论不休。龂龂，争论貌。相角，相互角斗。此处意为互相争吵。

[18]殿最：古***核军功和官员政绩时，以上等为最，下等为殿。也用以指科举答案录取名次的第一名与最末一名，第一名为最，末名为殿。

小说《曾国藩文粹》 致刘蓉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