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我们有了“第一人”

科学无国界：政治家推开一道门缝，科学家的精神情怀成为穿越时空的超力量。

01跨洋握手

2015年11月23日，“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隆重举行。

当晚，在大会“机器人创新之夜”活动大厅，灯火缤纷，光彩绚丽。来自世界各国的200多名一流机器人专家学者欢聚一堂，将在这里举行《机器人创新合作北京共识》签字仪式。

这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电子学会秘书长兼本届大会秘书长徐晓兰，邀请美国大学教授席宁先生作为嘉宾和她一起主持“创新之夜”。

曲道奎对身旁的朋友说：“席宁教授是新松公司的‘贵人’。”

一位美国大学的教授怎么会成为新松公司的“贵人”呢？

席宁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恢复高考的第一批大学生。父亲是航空工业部第四设计院总设计师，也是航空工业部成立时的创始人之一。当年，席宁从北京十一中学毕业，高考成绩非常优秀。父亲特别希望他子承父业，就让他报考了北京航空学院（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自动控制。1987年，席宁赴美留学，如今是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

在大家的掌声中，只见席宁又把一位老人扶到台上。

王天然院士向朋友介绍：“他是蒋新松的好朋友，也是我们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的‘贵人’。”

一个“贵人”又引出另一位“贵人”。他们与中国机器人之间到底有什么故事？机器人是怎样来到中国的？

历史不是一个传说。

1979年春天，中国迎来几位特殊的美国客人，他们是美国几所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也是各自学科领域的专家权威。他们相继来到中国讲学，并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挑选一批大学生赴美留学。这是新中国成立30年后，中美之间科学教育界首次开展的交流活动。

要想知道中美之间实质性的交流互动为什么会发生在1979年春天，又为什么是从科学教育界开始的，我们必须把目光聚向历史的纵深，追溯一代伟人如何以改变世界格局的政治智慧和雄才大略，挥动巨手推开了中美之间冰封的大门——尽管一幕幕镜头早已定格在历史的画卷中。

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发展，中美两国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改善双边关系符合两国的共同利益。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应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邀请访问中国。毛泽东主席与尼克松总统的握手，打破了中美冻结20余年的坚冰。

这是中国伟人与美国政治家跨越大洋的第一次握手——在此岸。

1977年，卡特入主白宫。他考虑到，中国在地区和世界上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已成为影响国际局势不可忽视的重要一极，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卡特政府把同中国关系正常化作为它对外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

随后，在邓小平和卡特的共同推动下，经过艰苦谈判，中美两国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为了进一步增进中美双方的了解，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邓小平副总理应卡特总统的邀请，于1979年1月28日至2月5日对美国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邓小平访美期间最具实质性的活动内容，是中美双方签署多个合作协议。其中，邓小平和卡特总统分别代表中美两国政府亲自签署了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交流协定。其内容之一，就是在科技领域开展技术、学术交流活动中，中国选派50名大学生赴美国深造，主要攻读自然科学、医学和工程专业。

这就是1979年春天，一批美国客人来到中国的使命。

在先期到达中国的美国科学家中，有一位美籍华人科学家备受期待。他就是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谈自忠先生。

当时，由于谈自忠教授的特殊身份和在自动化领域的学术地位，他的到来似乎让中国科学界更感兴趣。他被邀请到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作了一场“自动化与未来机器人”专题报告。

蒋新松作为自动化领域的专家，陪同谈自忠参加活动。在科学领域的志同道合，使他俩拥有更多的共同语言。他们像分开多年的老朋友，一见如故，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很快消除了彼此的距离感，两位科学家的理想与情怀拥抱在一起。

邓小平访美时，谈自忠教授应邀出席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和文化协定签字仪式。邓小平在与科技界人士的交流中，得知谈自忠是美籍华人科学家，握着他的手说：“你是美国科技界的少壮派，为我们带几个学生吧。”谈自忠用四川话说：“为故国效力，没个啥子说的嘛。”邓小平微微一笑，他们之间立刻多了一份亲近感，从此，也多了一层私交。

少小离家中年回。为挑选中国留学生，谈自忠第一次重返中国大陆，踏上了阔别30多年的故乡。按照父亲的嘱托，他到重庆老家祭拜了祖先，便匆匆赶到北京履行承诺。

他在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系统所、清华大学和中国科技大学精心挑选了5名优秀学子，带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做他的学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这位情系故土的海外赤子要为中国培养未来的机器人专家。

02访日受辱

1979年8月，首届国际人工智能研讨会在日本东京召开，蒋新松作为中国专家组组长带领4人出席会议。

这是蒋新松第一次出国。除了出席会议，他最大的心愿就是能买一台日本的机器人，并利用这次机会对日本的机器人发展应用做一番深度考察。

在日本举办的这次研讨会上，蒋新松与谈自忠再次相逢。他俩已经成为推心置腹的好朋友。

虽说此前不久，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和美国，中国正以改革开放的崭新姿态融入世界，但中国与外国的科技交流毕竟刚刚起步，缺少经验。蒋新松一行在与外国专家学者的交流中，不免显得有些拘谨，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私下交流中，都有些放不开。再加上他们与外国专家彼此生疏，蒋新松一行显得有些孤单，亟须建立必要的人脉关系，尽快融入国际科技界的圈子和各种交流活动中。

在这种情况下，谈自忠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热情主动地将蒋新松带领的中国专家组成员介绍给各国专家学者；在主办方私下安排的酒会、冷餐会或小范围的相互宴请等交流活动中，谈自忠也主动拉上蒋新松一块参加，让他进入自己的朋友圈，给中国专家组创造更多的交流学习和结识朋友的机会。

中国专家组也很想回请外国朋友，以此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友谊。来而不往非礼也！可蒋新松做不到。不是中国人不大方，是蒋新松心有余而钱不足。那时中国的经济条件差，出国经费少得可怜，捉襟见肘。何况，蒋新松有自己的“大盘算”，他要把出国经费省下来购买器材和资料。

蒋新松出国对自己十分苛刻，兜里的那点外汇恨不得掰开花。在后来出国考察的奔波劳顿中，蒋新松常常喝碗面汤、啃个面包对付一顿，根本舍不得花钱，游山玩水的事更找不到他。这成为他出国的一种习惯。在这样的国际交流活动中，让他掏钱请客，实在勉为其难。

谈自忠很能理解蒋新松的心情和处境，但这种场合下的社交对首次出场的中国专家组来说，又不能不为，不然人家不但不会拿你当朋友，还会瞧不上你，这在国际间的交往中是很丢份的，谈自忠便主动掏钱帮蒋新松请客。

有时，蒋新松请客，谈自忠主动埋单。蒋新松也不客气，因为他俩已成为莫逆之交。宴罢，他至多说一句：“拜托你了。”在后来他俩出席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谈自忠为蒋新松请客埋单已在情理之中，甚至成为他俩之间的“惯例”。谈自忠的良苦用心，为中国专家组赢得了不少机会，让蒋新松一行非常感动。

中国专家组首次出访日本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大开眼界，收获颇丰。在谈自忠教授的积极推动下，蒋新松在与外国专家学者的沟通中，不仅增进了了解，结下了友谊，也建立了相互开展学术交流和技术合作的关系。谈自忠还给蒋新松提供了大量的机器人前沿资料。

会议结束后，蒋新松带领4名成员立刻奔赴日本的几家机器人公司考察，他要买一台机器人带回去做研究。想不到，冷峻的现实给他留下的是刻骨铭心的伤痕，以至于多年之后，他向他的大弟子曲道奎回忆起这件事时，仍然不能释怀。

当时，由会议主办方联系安排，蒋新松一行来到一家日本著名的机器人公司参观。他们看到无人化的机器人生产车间，十分震撼。这就是一年前邓小平看到的“现代化”。

蒋新松立刻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中国的现代化就是要搞这样的机器人工厂。参观结束时，他向厂方提出购买机器人的愿望。对方看了他一眼，用一种轻蔑的口气说：“你们会用吗？15年之内我们不打算与中国合作。”

想不到，对方竟以如此傲慢的口气拒绝他，蒋新松被噎得一时无语。当众之下，他像挨了一巴掌。蒋新松满脸涨得通红，两道浓眉立刻竖了起来。弱者的愤怒从来都是毫无意义的。

蒋新松努力克制心中的愤怒，回敬了一句：“15年以后，你卖给我我还不一定要你的哪！”

对方自觉失言，忙作解释，蒋新松转身走开。被人瞧不起的耻辱，在他心里留下了终生疤痕。

历史喜欢与人开玩笑。15年后，这家日本公司真的找上门来要与蒋新松谈合作。这是后话。

瞧不起中国，这深深刺痛了蒋新松，也激发了他那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从那一刻起，他发誓要研制出中国自己的机器人。

蒋新松还是用省下的经费从日本带回来一台计算机。他在字条上写下“勿忘雪耻”四个字，贴在计算机屏幕的一角上，作为座右铭。

从此，他像一头发怒的雄狮，成为科学界的一名狂人。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为国家的科学事业，活着干，死了算。”“科学工作是没有8小时工作制的。如果一个人对社会什么贡献也没有，就是长寿有什么用？”

他全身心投入到机器人的研究中，提出搞机器人的种种设想和方案，发誓要追踪国际先进技术，改变中国装备制造业落后面貌，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让中国机器人成为民族工业的尊严。

然而，茫茫何处是通途？那时的中国，没有自己的技术积累，也没有必要的研究设备，外国实行技术封锁，把中国拒于千里之外。

蒋新松如何寻找一条通往彼岸的路？

03Robot友好走廊

2015年11月23日晚，在北京“2015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主办方组织的“机器人创新之夜”活动中，嘉宾主持人席宁扶上台的那位老人，就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谈自忠教授。

谈自忠是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著名的终身教授，他长期致力于系统科学与控制理论研究，在世界智能控制和国际机器人研究领域具有卓越的建树，先后担任过两届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学会（IEEE）、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的主席。他曾经获得过“Autooft终身成就奖”，IEEE、机器人与自动化学会“自动化先驱奖”和“GeorgeSaridi领导奖”，以及美国自动控制委员会的年度大奖等殊荣。他曾多次被列入美国当代科学技术名人录以及国际工程界名人录，一度成为美国主流媒体追捧的科学界“明星”，是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科学家，现被清华大学等国内多所大学聘为教授，并荣获中国科学院“2010年爱因斯坦讲座教授奖”。

谈自忠教授身材不高，微胖，平头，戴副眼镜；一身得体的休闲西装，温文儒雅；开阔的前额闪烁着智慧的光亮，一副大学者的气派。看上去，谈教授要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他和夫人在美国已经生活了半个多世纪，却看不出一点西方的洋味道，浑身散发着中华民族的朴实风。据说，除了喜欢听听女儿弹钢琴作为一种工作放松和生活的奢侈之外，这位老人一生没有什么爱好，几乎是在实验室里度过了自己的科研生涯。

谈自忠1937年出生于四川重庆，父亲是***时期的一名盐业官员。他在抗战烽火的硝烟中跟随着父母颠沛流离，度过了动荡不安的少年时代。据他回忆，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要经常搬家，他上小学时就换过6所学校。

1946年，父亲被派往台湾，举家搬迁至台北。谈自忠1959年由台南成功大学毕业后考入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攻读自动化专业，后留校任教，从事机器人研究。父亲生前交代他：不要忘了四川老家，有机会多为故乡效力。

“我和蒋先生在国内初次相识。那次在日本参加会议就成了好朋友。当时中国比较困难，他们出来都很不容易。‘文化大革命’刚结束没多久，还不熟悉国外环境，也不善于对外交往，我就牵线搭桥创造机会。他们没有条件请人家吃饭，我在国外经济条件比较好，就请他们和国外专家一起吃饭，让他们和外国专家认识、交流。只有吃饭才能相互熟悉，结交朋友，建立联系……”

谈教授说话声音不大，慢条斯理。

“说起来，话就长了些。我和宋健认识得比较早，是1976年在欧洲赫尔辛基召开的世界自动化大会上认识的。当时，他在七机部是搞自动化的。宋健这个人比较开放的，讲话直，口无遮拦。‘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整他，被下放了，受了很多苦。周总理爱惜人才，把他送到一个部队保护起来，否则，他的处境会更糟糕。宋健能出国参加这个大会不简单。后来，他到我这里搞研究，做访问学者，住在我家里……那时还有一个人叫杨嘉墀，我们很熟。他是中国很有名的老科学家，他与屠善澄都是从美国回来的，是新中国第一代搞自动化的专家。那年代，在国际会议上，我跟大家就熟悉起来了。为了提高中国技术发展成果的影响力和在国际上的地位，我把蒋新松取得的科研成果和论文力推到美国的评奖台，获得了美国SME‘大学领先奖’和‘工业领先奖’。从此，世界对中国的科技发展水平不再小看了。”

谈自忠教授长嘘了一口气，又说：“大家都在争取。中国的科技水平和影响力在世界上还不够强，我也花了一点力量，做了一些工作，动员人家举手投票。你不可能强迫别人把手拿起来。因为我跟他们很熟悉，我自己在这方面的理论工作做得很多。有自己的贡献、有一定的权威性，我才能讲，不然的话，没法讲，讲话没分量，尤其在学术会议上，别人不服气。我在里面积极牵线搭桥，推动中国这方面的工作，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不能让人家看不起。我和蒋先生都是做自动化、搞机器人的，又是好朋友，帮他的忙，很正常。后来，我邀请他到我这儿来访问，相互开展技术和学术交流。我知道他非常需要。”

科学无国界，是世界科学家们共同遵循的信条。20世纪80年代，蒋新松与谈自忠之间你来我往，广泛开展学术交流，关系甚密。他们之间通过双向交流和技术互利开辟了一条机器人“友好走廊”。

然而，搭建“友好走廊”的不只是蒋新松和谈自忠，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还是邓小平和卡特两位政治家。正是美国受科技合作潜藏的商业利润刺激，卡特总统最终决定在中美两国建交的同时开展文化科技合作。

卡特与邓小平1979年亲自签署的中美第一个科技文化交流协定，把中美之间关闭已久的大门推开了一道缝，科学家的精神情怀便成为穿越时空的超力量。中美科技合作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商业利润，而引进世界先进科技也推动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程及中美政治关系的发展。

正是因为两位政治家在美国的那次跨越大洋的握手，才有了中美两位科学家之后跨越大洋在中国的握手。所以，这条无形的“友好走廊”是在中美科技文化交流合法的框架下架设的。

在这里，中国机器人应该向他们致敬！

04“呱呱”坠地

这是中国机器人从零开始的故事。

20世纪70年代末，在一次国际人工智能研讨会上，日本专家炫耀，他们研究的水下机器人已经成功地下潜到千米以下，而正在研制的“海沟”号水下机器人，正向万米以下的马里亚纳海沟冲击。

蒋新松心头增添了深深的担忧。这意味着海洋探索的话语权已经被日本掌握在手里。中国一片空白，无力发声。

蒋新松寝食不安。中国必须在这一领域有所作为。他开始苦苦寻找水下机器人研究的突破口，提出研制“极限作业机器人”，就是能够替代人在高温、高压、深海、有毒等极为恶劣的环境中作业的特种机器人。

这时，南海传来一则消息，那里蕴藏着丰富的油气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价值和可观的前景。更重要的是，南海的海洋安全对于国防安全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

水下机器人属于特种机器人，用于水下探测、开采和海洋作业。虽然应用的范围和市场没有工业机器人那么大，但对我国来说非同小可。我国海洋面积300多万平方公里，约为陆地面积的三分之一，其中还有部分海洋国土存在争端。

蒋新松不仅具有长远的战略眼光，他那科学家的思维触角也十分敏锐。南海蕴藏丰富资源的消息带给他灵感。他立刻意识到，结合中国的国情，应先从水下机器人这一课题入手，肯定能在海上石油勘探和开发中派上大用场，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中发挥作用。

1979年，蒋新松提出把“智能机器人在海洋中的应用”作为国家重点课题，把水下机器人作为最初的攻坚目标。1980年，蒋新松出任沈阳自动化研究所所长，并担任“智能机器人在海洋中的应用”项目总设计师。

蒋新松多次赴南海考察，了解到开展海上施救或开采石油，常常要潜到水下20多米，很难看清目标。50米水下的海洋则被黑暗所笼罩，海底作业只能在黑暗中摸索，深水作业极易造成人体伤害，人工水下作业的成本极为高昂。潜水员水下呼吸所需的费用，1分钟相当于1克黄金。我国这么大的海洋面积，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国家的海洋安全，都需要水下机器人技术。

蒋新松从国外机器人的发展现状和中国的国情出发，组织制定总体方案。他带领一个由10人组成的调研组到全国20多个单位开展海洋机器人课题的可行性调研工作，开始向海洋机器人进军。当水下机器人姗姗来迟的时候，工业机器人捷足先登，“呱呱”坠地，降生到中国。

1981年5月，蒋新松收到谈自忠教授发自美国的邀请，欢迎他到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访问。

不久，蒋新松来到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并考察了谈自忠的实验室。在谈自忠的实验室里，蒋新松看到了用于实验型的工业机器人。这台机器人看上去并不复杂，但它的控制系统，也就是核心技术是一流的，属于世界高科技水平的标志性产物。

谈自忠还陪同蒋新松参观考察了圣路易斯发达的电子仪表工业和电子技术研究所。埃默森电器公司是世界上第一流的电子企业，采用了先进的集成制造。美国最大的飞机制造公司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总部就设在这里，世界上第一艘登上月球的宇宙飞船“阿波罗11”号就诞生在这里。20世纪中期以后，这里是仅次于底特律的美国第二大汽车制造中心。无论是航天机器人还是工业机器人技术水平，这里都处于美国的前沿地带。

谈自忠向蒋新松详细介绍了机器人前沿技术，蒋新松大开眼界，深受启发。他意识到机器人在未来制造业中的巨大作用和价值，是工业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同时，国内的工业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相差悬殊。沈阳作为中国先进的重工业基地，常被人们引以为豪，事实上与国际上先进的制造业差了一个代际。这让蒋新松陡然增添了一种强烈的紧迫感。

回国后，蒋新松向所里的同志介绍了这次访美的见闻和感想。他说，我们再不能夜郎自大了，必须奋起直追。否则，在这个地球上，我们没有当“球员”的资格了。他很快确定了研制工业机器人的方案，并一马当先，亲自担任组长，带领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科研人员，开始攻关。

为了建立模型和调整算法，蒋新松经常通宵达旦，连续工作。几经苦战，终于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点，实现了核心技术即控制系统的关键性突破。

1982年，沈阳自动化研究所研制出了我国第一台工业机器人——用计算机实现点位控制和速度轨迹控制的示教再现型工业机器人，并于6月通过了国家组织的鉴定，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

至此，Robot踏上了中国国土，拥有了中国标签。

事实上，按照现在的标准，彼时的机器人还算不上一个真正的“人”，只能是一个“胚胎”，或者说只是人的一只“胳膊”。它在预先编好的程序下，通过示教盒操作指令，能够自由地抓取东西。虽说没有“自理”能力，但它是中国的第一个工业机器人。

对当时的中国来说，这已经很了不起了，仅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就走完了国外十几年的路程。科学家们已经看到了东方初露的曙光。

对此，蒋新松并不满足，他要把这个“婴儿”培养成“人”，转化成产品，走出实验室，应用到装备制造业，建造无人工厂，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服务，跻身世界先进行列，让科学实现真正的价值。

蒋新松充满信心地宣称：“20年后，让中国进入机器人时代。”

人们期待着中国工业机器人跃出海面，横空出世。而跃出海面的是另一个“婴儿”。

与此同时，水下机器人也在快速的孕育中。示教型工业机器人的研制成功，实现了机器人控制技术的突破，提升了沈阳自动化研究所在科技界的地位，科研人员信心倍增。蒋新松鼓励大家顺势而为。1983年，海洋水下机器人被列入中国科学院的重点研究课题，并正式命名为“海人一号”。然而，这对蒋新松来说，仅仅是“路曼曼其修远兮”的开始。海洋机器人是一项跨学科的、综合性的高技术，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技术难关。

1985年12月，中国“海人一号”机器人第一台样机在大连首次试航成功，并深潜199米，能灵活自如地抓取海底指定物。

这一突破口的选择具有历史意义，为我国机器人研究与应用做出了开创性的成就。但是，与世界先进水平仍然差距巨大，美国、日本和苏联的水下机器人下潜深度已达到千米级。

别无选择，中国机器人只有奋起直追。

小说《中国机器人》 │第二章│ 试读结束。